来源：12月22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金景配资
作者：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吉哲鹏 胡了然 彭奕凯
岁末的云南丽江市华坪县，山还是绿的。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几个大字立在狮子山头，静静俯瞰着山脚下的县城。狮子山脚下，华坪女高传来阵阵读书声。
回望即将过去的这一年，张桂梅依然在平凡中坚守。她照旧在清晨催促学生起床，高考时守在考点外，夜里和老师们琢磨教案，一个环节也不敢松劲儿。
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，有几束特别的光在岁月里留下印记。今年5月，张桂梅日常使用的小喇叭等5件（套）实物被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。国博收藏小喇叭，也意味着张桂梅、华坪女高，进入了国家记忆殿堂。
对每一位学生而言，在女高的三年，一千多个日夜，真是一场漫长又寂寞的远征，小喇叭一直陪伴着她们。“跑起来，都跑起来！”“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三十秒……”从督促起床到深夜巡寝，它日复一日穿透大山的宁静。
她们有共同的奋斗记忆。凌晨五点半起床，六点晨读，雷打不动的课间操，张桂梅拿着小喇叭“快一点，再快一点”的督促。
自2008年建校以来，华坪女高已帮助2000多名山区女孩走进大学。
当高考结束，告别小喇叭，读完大学，山外的世界敞开大门，改变命运的契机来临时，是扎根故乡？还是走向远方？
华坪女高不少毕业生做出了坚定的选择。张桂梅小喇叭播撒的星光，被她们带回大山，化作一盏盏温暖的灯，照亮更多山路。
这或许就是教育最完整的意义——它不仅让光走出去，更让光照回来，接力“燃灯”，最终让整个山乡都亮起来。
从星光到星光
在华坪女高，时间仿佛被拉长了，又仿佛被压缩了。
在校园里，清晨五点半的星星和月亮还挂在天空，山里的雾气还没散尽，宿舍楼已经亮起灯。学生们穿衣洗漱的动作很快，从宿舍到教室，脚步声回荡在校园里。
七点早自习结束，孩子们如红色溪流般冲出教学楼，快步跑向食堂。张桂梅的小喇叭声不时响起：“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”食堂里没有喧哗，十分钟内，许多人已收拾碗筷返回教室。
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，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。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，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。”每个清晨，一身红色校服的女孩们高声诵读誓言的声音都会响彻校园，人人朝气蓬勃。
华坪女高的一节课比其他学校都长：白天一个小时，晚自习一个半小时，每一分钟都塞得满满当当。老师讲课声音洪亮，内容扎实；学生低头记笔记时，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
从清晨天没亮透，到晚上十一点下自习，女高的时间像一条绷紧的弓弦。匆匆步履、琅琅书声，你能感受到它在积蓄力量，等待某个时刻的释放。
女高的作息表由张桂梅制定，把可以用的时间“挤干”。而制定者本人也是执行者——她住在学生宿舍，比其他人更早到教室。天还没亮，她到走廊巡看，在楼道里给老师“打卡”。午休时她到宿舍查寝，吃饭间隙拿着小喇叭催促，学生做“红色课间操”时，她站在队列里挨个纠正动作。
由于胃病，张桂梅经常只喝点粥、吃一块饼。她翻开办公桌抽屉，把瓶瓶罐罐里的药片抓一大把塞进嘴里。因为关节痛，她的手上贴满膏药。
最近，得流感的学生多了，张桂梅忧心忡忡：“一生病就是七八天、十来天上不了课，这都高三了，太影响学习！”
“多穿点呗！都感冒了！”课间休息时，她看到戴口罩的学生就会大声叮嘱。晚自习后，她检查最后离开的学生是否锁好了门。深夜十一点后，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整理一天的情况，准备第二天的工作。
很多时候，张桂梅的操心不是絮絮叨叨的叮嘱，而是一种沉静的陪伴。她站在教学楼门口，看学生们小跑着经过，眼神里有催促，也有心疼。
小喇叭一直是她身边最忠实的“伙伴”。校园里空间开阔，张桂梅嗓子沙哑、肺活量不足，生病时的喊话孩子们更是听不见，常常吼到发不出声、说不出话来。“没办法，我才去菜市场买到了第一个小喇叭。从那以后，总算有了能传递声音的工具。”张桂梅说。
后来，张桂梅请人每年去昆明一家批发市场，成箱地批发小喇叭。教室、走廊、宿舍里都放着，随手就能拿到。这么多年来，她已记不清用坏了多少个。
从“快点快点”的声声督促，到歌曲《万疆》的豪迈，从小喇叭里传出的话语，几乎每天都在华坪女高重复着，陪伴着孩子们从起床、晨读、吃饭、上课到就寝，让每个人都知道时间的珍贵。
时间，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这里的节奏快，像山里人在大雨来临前抢收晾晒的玉米，又像候鸟在季节变换前日夜兼程地振翅南飞。从老师到学生，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，紧张中透着默契。
严厉的另一面，是细心的慈爱。冬日的华坪，早晚温差大。“天气冷，孩子们学习很辛苦。昨晚我让食堂给孩子们加餐，买了490多个汉堡，一人一个。”张桂梅笑着说。
星光是最忠实的见证者——清晨的星光看着她们走向教室，夜晚的星光陪着她们走回宿舍。星光还记录着每一道被攻克的数学题，每一篇被背诵的课文，每一句激昂的誓言，每一个关于“高山”与“人杰”的执念。
这日复一日的奔跑与坚持，要到高考那一刻。
而当三年苦读结束，当大学的日子成为过去，当改变命运的机会真正摆在面前——
她们，会怎么选？
故乡，归去来兮
在一些偏远闭塞的地方，“故乡”二字常常意味着跨越的起点，而非归处。
但在华坪女高很多学生的心里，故乡却是另一番模样——看得见，也回得来。
2008年，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——华坪女高成立。自建校那天起，校长张桂梅就定下规矩：学费、住宿费全免，只收少许伙食费。家庭困难、基础薄弱的女孩，都被一一接进了校门。
十七年来，这所学校送出去2000多名学生，帮助她们走出大山，圆了大学梦。毕业后，多数人回到云南各地工作——永善、马关、宁蒗……卫健系统、乡镇机关、派出所、三尺讲台，都能看见她们的身影，而且大多数人仍坚守在边疆山区。
那一份归来的名录上，写着教师、医生、护士、警察、基层公务员、农业技术员……对很多人而言，故乡是“回不去的远方”，但对她们来说，却是可以用双脚重新走过、用双手一起建设的土地。
“她们出来见了世面，看了外面，再回来，就不一样了。”张桂梅说，“这和不出来，是两回事。”
高三数学老师周云丽，就是那个“不一样”的人。
在华坪女高高三62班的教室里，门上贴着高考倒计时牌金景配资，课桌上堆满书本。周云丽站在讲台上——她是女高第一届学生，也曾是命运轨迹里一个不肯认命的“叛逆者”。
1993年，周云丽出生在华坪县石龙坝镇的一个小山村。她和大两岁的姐姐周云翠，与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、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。家庭贫困、母亲早逝、自己右眼失明……生活像大山一样压过来。
2008年，姐妹俩因家境困难面临辍学。刚刚成立的华坪女高，为她们撑开了一把伞，让姐妹俩有了学习的机会。“遇见张老师，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”周云丽说。
2015年，姐妹俩又同时大学毕业，一个学的数学，一个学的会计。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时，家里根本凑不齐两份学费，是张桂梅拿出自己的奖金，又四处奔走筹款，才把两人都送进了大学。
这份情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底，也明灿灿地照在路上。2015年，周云丽大学毕业，原本已考取宁蒗县一所中学的正式教师岗位，可听说母校缺数学老师，她几乎没有犹豫，放弃编制，回来当了一名代课教师，一年后才转正。
总有人问她：“你读了大学，为什么还回来？”她的理由很实在：“正好缺人。”可这份“正好”背后，是一次心照不宣的奔赴。
“我非常希望得到张老师的认可。当她同意我回来时，我太高兴了。”周云丽说，“现在，张老师老了，我们长大了。”
张桂梅常在假期去家访，尤其是寒暑假，几乎日日奔波在山路上，她见过太多艰难与无常。“从一些困难的学生家里走出来，常常哭得说不出话。”张桂梅回忆。如今，她仍然盼望孩子们走出大山，却也期待着一些人能学成归来：“家乡多一个人，老人和孩子就多一份依靠。”
“村里有山、有树、有房子，还得有人。我以前总让学生‘飞’出去，别再回来。现在想想，能回来还是回来吧。”张桂梅说。
无论身处何地，辛勤工作都是为国家与社会添砖加瓦。然而，对于地处大山深处、经济转型发展处于关键期的华坪县而言，从这里走出去的女高学子在学成之后选择归来，其意义格外珍贵。
历经“一煤独大”的发展瓶颈与产业转型的艰难探索，如今的华坪依托生态、气候等优势愈加成为热土，发展基础与各类条件也今非昔比。
一个孩子考上大学，一个病人重新站立，一片果园迎来丰收，一场纠纷得以化解……从华坪到更远的地方，这些姑娘像山里的树，枝叶奋力伸向天空，根却在泥土里越扎越深。
“不管我们在哪个行业，都要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，让父老乡亲知道，有你们这一代年轻人，是他们最大的福气。”张桂梅的话语朴素而有力。
一年年过去了，一届届学生毕业了，但师生之间的情感，并未被时间冲淡。毕业多年的学生，至今仍彼此牵挂、互相打听：“张老师身体还好吗？”“你最近回学校了没？”
可张桂梅常把回来看她的学生“赶走”，“别总惦记我，好好工作！”
严厉的话，藏着最深切的期望——愿她们向前走，但若回头，故乡永远有路可归。
回来的路，各有各的走法
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……”从女高毕业十多年，华坪县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刘琪美背出女高的誓言时，已经泪流满面。这句话，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生于1992年的刘琪美穿着白大褂，干练的短发和当年从华坪女高毕业时一个样。若非张桂梅和女高，她的求学路早因家境贫寒而中断。弟弟久病、乡亲看不起病的经历，让她立志学医。她选择针灸推拿专业，原因是“想让家人和乡亲看病更方便”。
毕业时，她放弃昆明诊所的工作机会，回到华坪县中医医院。“离家人近，离需要我的乡亲近。”她说，“针灸能带回家，村里的老人行动不便，都可以到我家来做治疗。”
康复医学科的工作琐碎重复：问诊、查房、写病历、调医嘱。患者多是山区老人，中风偏瘫、关节疼痛、术后康复是日常主题。从临床医生到科室主任，从“先进工作者”的荣誉到两个孩子的家庭教育，刘琪美在故乡深深扎下根。
公路通了，医保覆盖了，家庭医生上门了，村民从“忍着病痛”到“主动求医”。这变化实实在在，刘琪美也从未将返乡视为“丧失在大城市的发展机会”。
她的桌上，摆着几本厚厚的住院病案表。“每天做病情记录、查房、诊疗，都是很普通的工作，但这里也是一个舞台，我们做的事对群众很有意义。”
这些返乡的女高毕业生，在普通的岗位上，干着平凡的事。在讲台上，她们创新方法给孩子们讲解知识；在诊室里，她们用医术为患者解除病痛。
从华坪县城出发，沿着蜿蜒的公路行驶一个多小时，便到了永兴乡。这段路程，彝族姑娘周光芳再熟悉不过。作为永兴乡中心卫生院中医科医生，她每日往返于此。
这位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，2014年从医专毕业时，曾面临选择：留在厦门实习，月薪近五千；回到家乡，基层医疗岗位月薪仅千元。
一次回母校看望张桂梅老师的经历，让她做出了决定。“张老师和我们聊起家乡人才紧缺，她建议我们，如果家乡有招考机会，不妨试试，为家乡做点贡献。”这句话触动了周光芳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于是，她参加了事业单位考试，成为永兴乡中心卫生院的一名医生。
最初的适应期并不轻松。乡镇卫生院条件简陋，值班室狭小得仅能容下一张80厘米宽的上下铺。冬日寒夜，气温常降至零下，急诊的敲门声时常将她从睡梦中唤醒。这样的日子，让她偶尔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。
但很快，一件小事坚定了她的信念。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孩子来看病，自己身体不适却舍不得就医。“家里觉得是小毛病，没必要花钱。”周光芳为她开了不到十块钱的药。几天后，这位妈妈特意前来道谢，说药很管用。
“那一刻突然明白，在这里，我的价值是这么具体。很多农村女性，甚至连为自己看病的意识都很微弱。”周光芳说，这种被需要的感觉，抵消了物质上的清贫。
十年光阴荏苒，华坪的医疗卫生体系愈加健全，周光芳也从临床医生成长为副院长。在乡村，医疗共同体建设让县乡医疗卫生资源有效下沉，送医上门惠及偏远群众。每月她带队下乡义诊，深入大山里的村寨，用医术缓解乡亲们的病痛，也一点点普及现代健康观念。“能回来服务一些人，点亮一小片地方，就够了。”她说。
教育不是孤立的灯塔，而是与这片土地的脉动紧密相连。女高毕业生们的故事，如同山间清泉，静静流淌。在这条回归乡土的道路上，她们的职业不同，但都让改变在平凡中悄然发生。
已经68岁的张桂梅说：“过去我总盼着更多孩子走出大山，如今我也希望有些孩子大学毕业后回到大山。”
从“走出去”到“返回来”，华坪女高毕业生和许许多多年轻人一道，和金沙江畔这座小城走出了一条同频共振的路。这条路上，有她们在田间地头、课堂讲台的踏实脚印，更有教育的力量在时代变迁中沉淀出的真实回响。
星星汇成星河
人们常说，教育改变命运。这种改变，往往被想象成一条从乡村通往城市的单行线。但在华坪，有一群姑娘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——她们从大山深处走出去，看过世界的广阔，又在青春正好的年纪，主动回到了大山。
一个人回来，光或许微弱。但当她们彼此看见、互相搀扶时，点点星光便连成了片，足以照亮一片山坳。
何先慧至今记得那个下午。家里实在拿不出钱，她已经决定放弃读高中。直到班主任匆匆赶来告诉她：“县里新办了一所女子高中，公办的，不收学费。”她愣在原地，泪珠毫无征兆地滚了下来。
在女高的三年，许多细节已经模糊，但一次猝不及防的家访，烙在了她心里。那天，张桂梅没打招呼，突然出现在中心镇河东村她的家里。正是冬天，母亲穿着单薄的衣衫，蹲在寒风中侍弄菜地。回到学校，张老师把她叫到身边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叮嘱她要好好读书。
“后来我才听村里人说，”何先慧的声音轻了下来，“张老师临走时，把自己身上那件羽绒服脱下来，硬是留给了我妈妈。”
2017年，何先慧从昆明的学校毕业。同窗好友留在了昆明，进入培训机构，月薪过万。她回到了华坪二中，当月工资3200元。“教书在哪里都是教，”她说得很平静，“不如回来。”
如今，她是班主任。班里超过八成的孩子来自山区，住在学校。不知不觉间，她也活成了张桂梅的模样——那张“刀子嘴”下，藏着一颗“豆腐心”。学生半夜生病，家长赶不来，她带着去医院；每次放假，都要确认每个孩子都安全到家，自己才踏实。她说：“看着一个又一个原本低着头、缩着肩的孩子，慢慢挺起胸走路，眼里有光了，这就是我觉得最有劲的事。”
当年的听课者，今天成了讲课人。华坪女高那些回来教书的姑娘，她们自己就是从山沟沟里咬着牙念出来的，太知道农村孩子坐在高中教室里的滋味，太了解这群孩子在学习上的困惑所在。
周云丽站在讲台上，教的正是自己当年学得最费劲的数学。她和孩子们走的都是同一条山路，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，她格外懂得农村孩子面对“二面角”这类抽象概念时的茫然，想给孩子们铺一条更笔直、也更温暖的学习之路。
华坪女高高三61班学生胡琳说：“周老师为了讲明白一个图，用了整整半小时。我一下子就懂了。”张桂梅“能学懂的先学好，太难的慢慢来”的理念，也被周云丽一丝不苟地继承下来。她逐个给学生分析错题，嘴上或许严厉，心里全是盼她们快点学会的焦灼。
“周老师和张老师太像了，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”18岁的胡琳说。
这份“我曾经就是你”的共情，在另一条战线上延续。在医院带教规培生的刘琪美，也总是想起张老师的“刀子嘴豆腐心”。她说：“她教会我们直面困难，更要心怀善意。”
当年如果没有女高，“去打工”可能是很多华坪女孩既定的命运。如今在华坪县司法局工作的李佳宇，也曾是其中一个。家住船房乡的她，母亲早逝，父亲务农，家境窘迫。正是刚刚成立的华坪女高，接住了她即将坠落的求学梦。
初中时成绩并不出众的李佳宇，在女高度过“时间被压榨到极限”的三年后，考入了云南大学滇池学院。2017年，她通过招考回到华坪县司法局，投身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，把一颗颗法治理念的种子，撒进山野田间。
“刚回来那几年，感觉群众法律意识还比较淡，很多矛盾习惯用‘自己的办法’解决。”李佳宇说，“现在明显不一样了，遇到事会先来问问‘合不合法’。纠纷少了，讲理的人多了。”
如今，芒果、核桃、花椒、柑橘等绿色产业在金沙江河谷地带铺开，光伏发电板在山坡上立起，乡村旅游渐成气候，法治理念深入人心。
县域经济多元化给人们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——不仅是教师、医生，许多行业都有女高毕业生和其他学校毕业的返乡年轻人，懂技术的人到清洁载能产业园的生产线上运维设备，热爱农业的人把石头荒坡改造成芒果梯田，会电商的人则把芒果卖向全国。
这群年轻女性用“归来”的选择，悄然改写着世俗的偏见。她们不再是某个家庭里“迟早要嫁出去的女儿”，而是被乡亲们以“周老师”“刘医生”“何老师”“陈警官”来称呼的人。
称呼的改变背后，是身份的认同，是价值的重塑。华坪县委书记王峥说，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，它更能通过受教育者的回归，改变一个地方的气象。
张桂梅说：“其实不管在哪个地方坚守，能坚守就行了。华坪女高的学生不挑地方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，这就挺好。”
她们确实没有挑地方。她们只是选择了需要自己的地方，然后像钉子一样，稳稳地钉了进去。
“燃灯”接力 星耀华坪
最近，华坪天气晴好，阳光温暖地洒在校园里，让人从心底里觉得敞亮。新年一天天临近，张桂梅惦记的，始终是孩子们——功课要学扎实，心气更不能丢。她心里还揣着一件有望成真的事：“明年，估计更多孩子会报考军校。”
11月16日，荣获“八一勋章”的排雷英雄杜富国与其他三位先进模范，来到了华坪女高。他“见”到了自己一直敬仰的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——“燃灯校长”张桂梅。当张桂梅伸手握住杜富国那空荡荡的袖管时，这位以坚强著称的女校长，再也抑制不住情绪，掩面落泪。
那一刻，是两种坚守的相遇，是信仰与信仰的共鸣。在宣讲会现场，当女孩们用颤抖的手摸着杜富国勋章的那一刻，向往军旅的火苗在不少人心中点燃了。
“我们邀请杜富国这样的英雄来宣讲，还带她们去部队参观，组织学生看红色影片。看到英雄的样子，听着他们的故事，孩子们会哭，哭完之后更有劲儿，眼睛里更有光。这种教育比单纯的说教管用。”张桂梅说。
这些新的变化让张桂梅欣慰。“这些事，深深触动了孩子们的心灵。”她说，“爱国主义的根和魂，就这样一点点扎进孩子们的心里。她们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。”
这将掀开关于成长与奔赴的崭新一页。华坪女高这些年的故事，正谱写着一曲青春之歌——它的旋律并不激昂高亢，却质朴深沉，能稳稳地落进人心深处；它的声音不算嘹亮，但和声很重，能唤醒一片土地上沉睡的希望。
今年6月，张桂梅又举着小喇叭，为153名高三毕业生送考。自2011年首届学生高考至今，这样的送考她已坚持了15年。
夏去秋来。新学期开学，女高又迎来了190多名高一新生。对她们而言，榜样不仅是挂在墙上的照片，还有走在校园里、可以亲切唤一声“学姐”的鲜活身影。
在女高教学楼一楼两侧，挂着丁王英、吕朝丽的照片。女孩们每日从这里经过时，目光总会停留；张桂梅也经常在这里放慢脚步，望上几眼，眼神中有许多欣慰。
吕朝丽是女高第一届毕业生，十多年前应征入伍，在部队几乎年年受表彰。光荣退伍后，她毫不犹豫回到华坪，用另一种方式报效家乡。
英姿飒爽的丁王英，来自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。2021年9月，她主动申请前往条件艰苦的西藏部队服役。回忆起女高三年，她感慨万千：“张老师的每一句教导，我都记在心里。”如今，受她影响，她家所在的傈僳族村寨里，已有十余名青年相继参军入伍。
张桂梅被人们称为“燃灯校长”。她点燃了自己这盏灯，照亮了女孩们前行的路。而今，她的学生们也成了灯——不是孤单的一盏，而是许多盏；照亮的也不再只是一段山路，而是连成一片光晕，温暖着更广阔的山乡。
建校以来，女高的本科上线率、一本上线率稳居丽江市前茅。这些当初入学时几乎都是“线下生”的姑娘，最终实现了高考百分之百上线。这背后，是张桂梅和老师们耗尽心血的托举，是孩子们拼尽全力的苦读。
对于走出校门仍面临困难的姑娘，张桂梅还要“再送一程”。“我们已经给很多考上大学的孩子提供学费、伙食费，让她们安心读书。”她说。
但比高考数字更撼动人心的，是她们做出的选择。这选择关乎坚守——并非一劳永逸的决胜，而是日复一日在平凡岗位上的扎根；关乎价值——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，而是寻求个人价值与家乡需要的深度结合；关乎故乡——不止是魂牵梦萦的思念，更是扛在肩头的建设之责。
采访中，记者遇到的每一位女高毕业生都说着相似的话：“我们做的都是普通工作，没什么惊天动地，但要像张老师那样，把每件小事做好。”
她们都曾坐在同一间简陋的教室里，聆听张桂梅近乎严苛又充满大爱的教诲，都曾高喊过“我生来就是高山”的誓言。在毕业多年后回忆起张桂梅和女高的求学生涯，很多人依然落泪。
她们用最朴素的方式，诠释着“回报”二字的真谛——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；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，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。
故事仍在一年年续写。每年夏天，都有女孩从这里毕业，走向天南海北；每年夏天，也总有一些身影，选择回到这片群山之中，如雨水渗入泥土，星耀华坪。
“孩子们，让这片土地变成美丽的花园，让我们的乡亲，拥有最美、最踏实的幸福！”张桂梅喇叭的呼唤，在校园里回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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